杂家

【插话】
昨夜失眠：本应凌晨3点上床的（说来惭愧，这个时刻已经是我从德国回家后自我放纵养成的坏毛病），但睡意全无。只得重新开机，改文到4点。之后强迫自己躺下，但脑子已进入高度亢奋状态。迷糊之际，“腹稿”一段接一段地迸出；我也只好一次连一次地按亮手电，用潦草的字迹快速记下——好得我是每夜都把纸笔、手电放置在床头的。

自我折磨到6点20分，再也躺不安生了，遂起床——房间供暖太足，也有一弊：穿一件绒线大衣就起身了；不像从前住在“四穿”屋里，冬夜常常冻得半僵，蜷缩在被窝中充当“团长”^_^

我人生第三阶段的舞台在社会上，时间横跨动乱的十年。我们这些小工人不是“阶级斗争”的主力，犯不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当时的民谚描写我们这些人是“出去路线斗争，回来线路斗争。”这“线路斗争”又有男女之别：女的结绒线，男的焊电线（自装半导体收音机。但说起来，后三个字都是省略的）。

我在厂里，基本韬光养晦、偶尔小露峥嵘。说两件小事：其一，班组做台帐的铅笔都让给我来削的，因为我从小养成习惯：削铅笔时模仿卷笔刀，能在6条愣上削出6个锯齿形来——即使是圆杆铅笔，我照样每个60度削出1个锯齿。其二，我曾响应“领导号召”，提出发明一种专用工具，让操作工的一个主要操作项目的操作强度降低到原来的50分之一，甚至一百分之一。那个负责审核的技术员也称好，但他对上面的意图心知肚明：就是为了给少数几个人制造晋升的理由。所以他委婉地规劝我：“算唻，当心自家小人拨别人抢得去！”

1968年前后，上海市民掀起一股自制新式煤油炉的热潮。家母看得眼馋，在家父耳边不断聒噪。老爷子大概觉得闭关二十年也足够长了，就操起银花剪刀开始剪锌版（印刷厂有淘汰锌版可买，做手工得天独厚）。谁知更年期尚未来临的母亲又开始扮演她的预言家角色了，只不过这次的标杆人物改成了贵生爷叔。父亲服了，未及重新出山便又关门。从此，他再也不做这无谓的献艺了。

接着的一股DIY热潮是做纳凉躺椅，其时我已上班，做手艺活的接力棒自然而然地传到了我手中。我历尽艰难：竹片是跟着根林爷叔到兰州路码头买来竹筒后手削的，皮带是到安国路荒货市场淘的，铁架则是秤来20几公分一段的下脚料电线管到辽阳路电焊工场焊接起来的。筚路蓝缕，终于不负手上的几处挫伤和血泡，做成一张实用的躺椅。这东西现在不知还在不在，有朝一日找到了，我倒是要好好拍张照片怀怀旧。

手艺这玩意儿，练就了就跟随你一辈子。我到了工玻二厂后，偶见在供电线路改造中拆下的整根电线管，不觉技痒，三弯两敲，做成一把躺椅，作为工间休息用。那躺椅太符合人体工程学了，坐着十分舒服；做夜班时一躺上去就不知不觉地瞌睡起来。有一次被巡查的车间主任发现了，不由分说，抓起来就往窗外的废料堆场扔出去（是躺椅，不是我^_^）。我本来想拍张照片留念来着，可是小组长说，我们这个是“保密车间”，禁止摄影！

“全民手工作坊”里随即流行的另一个项目是8瓦日光台灯。它需要一个底座；手艺好的，自己焊成、锉光，再到乡办工厂去电镀。还需要一根管子；有人用镀铬铁管（好像是听诊器上用的），一般是用铁皮自己卷。卷的方法是：先手工把铁皮包在一段洋元（铁棒）上，然后在水泥平地上用鞋底轻踩着“擀皮子”，直至变成一根浑圆的细管，最后焊接。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车间里“顺”来因堵塞换下的铜管。后来，虬江路有台灯专用蛇皮管卖了，就用不着再涉险。

最具有技术含量的是镇流器。我家有一些漆包线，还有多副优质矽钢片，交给熙强兄试验。他用手摇钻代替绕线车绕成线包，插入EI型的铁芯也能点亮（市售的镇流器，采用nu型铁芯）。此外，家里还有几只大的交流电容，所以我也做过用阻容限流的“无变压器”日光台灯。只是这种灯起辉困难，天冷时要用手掌在灯管上“捂”一下，借助人体分布电容来帮助触发。其实，我曾经筹划过用于36V电压的“安全日光灯”，启动不久，因转而复习迎考，把这个计划搁下了。

这些在特殊年代盛行的制作活动，现在有个洋气的名称叫DIY。若说手艺，我还算马马虎虎跟得上趟，但内心却开始觉得不值。所以在维昌兄和熙强兄纷纷做成极其实用的黑白放大机时并掌握了熟练的照片放大技术后，我并没有“跟进”。同样的，作为“无线电高手”的标志物——用5吋示波管做的“电视机”，我只关注而没有涉足。因为1970年代前期，我正好参观了一个上海工业界内部的“赶超”展览会，看到很多9吋 、12吋的新产品样机；两相比较，觉得天差地远。因之，不愿退而结网，宁肯鹤望苦等。

其实，以我当时的能力，组装这样一台难度较低的机器毫无困难。而且，家父正巧有个关系，直达5吋机的始作俑者肖松林。我们曾登门请教，并得到了几个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没有透露的秘密“关子”。后来，难耐对电视节目的渴望，我做了一架单电子管的电视伴音接收机，效果很好，收听体育转播的解说尤其过瘾。这一招之鲜，一时间引得一些朋友争相效仿。

“半导体”这玩意儿，因为惠而不费，所以群起赶潮的人众多。我家后门有位大叔，也是其中一员。他经常用江西上海话对我吹嘘：“我个朋友，装个‘四管’【4只晶体管搭出的收音机】，一个管勿插【也会响】呃。”【翻译一下：那人为了节约，把推挽放大级的一只管子省掉了，很自豪。至于乙类放大器缺了半边后所引起的不可容忍的失真，他若非不懂，就是不管！】这些人，日后大多变身为“发烧友”，辗转算来，也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我自己玩半导体的事无甚可说——零件买了一大批，都为摸索门径而投资。用一堆晶体管和电阻、电容拆了装，装了拆，有时甚至故意用一只坏零件更换下好的（包括“一个管勿插呃”），看会有怎样的表现。至于整机，我只为一位在农场务农的邻居组装过一台。
  
打工后有薪水了，所以舍得在业余爱好上投些钱。我买的第一件电动工具是一把充电式手枪钻。当年是在旧货商店淘来的出口处理品，价99元，相当于现在花2000元买一件二手货。老实说，也就是那会儿，欠思量；换作现在，我是绝对舍不得的——前几天看中一块400元不到的手表，刚想下单，忽见页面上注明：“手机淘宝下单便宜41元，过了妇女节就恢复原价”。我摆弄手机，一时装不上软件。只能牙根痒痒地计划：等沈潋出差回沪后，让他帮我装好软件，然后……然后等五一或十一或圣诞或春节，人家再优惠时，不能再错过了——苍天保佑，希望到时候这个款色（款式和玫瑰金色）别卖光了！


我结婚时，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人品大爆发”，自己动手做了几样装潢饰品。做得很好，我很自得——

一，窗帘：当时正好有一批“芒竿”遮阳帘在打市场，价格便宜，我们便买了两幅。我嫌外面卖的木头“葫芦”（即滑轮）太粗劣丑陋，便自己用铝材做了一副十分精致的。我们厂里手最巧的蒋长春兄看到，连声称赞。

二，小墙饰
我用边角铝材，做了一只“孔雀”，然后买来塑料花缠上，挂在墙上，寓“雀屏中选”之意。这个小东西因为有铝材，所以现在应该还在哪一个“百宝箱”中躺着。下次我去老房子翻找3D照片（下文详说）时，顺便把这只孔雀也带回来拍照。

三，盘花窗栅 
关于它的来龙去脉，上文已交代。这里就揭晓PS之后的照片。再次声明：除了最上端的那条尾羽按照原来的样子略加修整（拍照时弹回了一点）外，其余的工作就是修底。绝对没有描花插朵，或曰画蛇添足。

盘花窗栅（PS图像）
  
直到现在，即便有了选择的机会，我还是愿意住七八成的旧屋，这样就有了自己动手整旧补漏的原动力；我也喜欢使用七八成的旧货，这样，拿来拆、装、改、拼，就没什么可肉痛的。

我的中学阶段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5年，课外科技活动一直参加“气象组”，在家主要是从玩无线电发展到磨练检修收音机的技术，并开始染指半导体收音机。因买不起仪表，查机和装机一直靠“徒手”摸索。

开始我不懂市场，有些器材即使用零花钱能买，也不知哪儿去买。比如自己架设室外天线，需要一对“绝缘子”，这就让我辗转反侧；也有些小东西，即使知道哪儿有卖，我去了，人家也不会卖给我。比如做矿石检波器的“矿石”，有人用中药“自然铜”做成过，但我不敢径直去“万寿堂”（我们那边的中药店）购买，哪怕知道它只须几分钱。幸得我有一个崇尚技术的父亲，像这类东西，他了解后，会不声不响地去觅来，然后不动声色地问一声：“是迪格物事伐？”看着我激动得无可无不可的脸色，他满意地点上一支烟，坐在旁边观察我摆弄。

市东中学的科技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负责人庄索原老师在市教育系统中很有声望。庄老师从教前曾修过钟表，动手能力甚强。此外，我们还有一位同样有过修表经历的数学老师，发明了一台纯机械“打铃钟”，并因此获得市级荣誉。

维昌兄、福钧兄都是航模兴趣组“出身”，在我眼里都是巧夺天工的“双爱”级楷模。维昌兄后来玩摄影，自己调配D76显影液时，熟能生巧，竟能抛开自制杆秤（天平秤太贵了），用一块卡片，在纸上的一堆药剂中准确地扒拉出需要的剂量。福钧兄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他们联合自制放大机时，他负责“皮老虎”部分，研究出用黑卡纸裱上黑布，然后折成手风琴状的皮腔。其二是他后来玩缝纫，尽得“云霞”时装店（当时我们那一带最好的时装店）老师傅的技艺。他曾给我表演上衣的上袖笼工艺：把缝纫机的针脚调到最稀，沿袖笼边缘缝一圈，然后攥住底线头，右手抽、左手“归拢”，三下两下，就把袖笼扒拉成了“荷叶边”。  

杨浩昆仲兼玩摄影和半导体。他们的令尊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有一次在听取他们汇报试验进展时，老娘家勉励他们“再研究研究”。就这五个字，我羡慕了一辈子！以后当我自己做了父亲、做了教师后，也无数次地对儿子、对学生重复这句话。

我平生的第二件手工作品比较“高级”了：是一把用线绕电阻作为热源的“电烙铁”。线绕电阻是一种能够通过大电流的电阻器件，承受功率从5W至几十W。我找出一只2kΩ/30W规格的，做成一把功率约为24W的手枪式烙铁。这作品后来同那份气象比赛获奖证书一起被送出去展览，便再也不见回还。

我还有一段“学工”经历，也值得记录：高一时，我因身体不好，没有随全班下乡“劳动”，而是被派往学校的校办工厂。那里有位自学成才的技师叫乔东陆，靠自己和其他师傅发明的一系列工、夹、模具，用一批简陋的机床，组建了一个制造1匹电动机的生产车间。我很佩服他。受到那里机油味的熏陶，我也学着自己做工具。现在还记得的，有一把“圆规”卡尺和一柄修钟表的小锤。关于这把小锤，还有一段令人难过的故事：我大弟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时，钉了一个木板工具箱给我留念，又把那把锤子带去做纪念。次年，他那边发生财务室被盗的大案，警方根据保险柜的撬痕分析，作案工具带有一个3×15mm的扁头——他抽屉里那边锤子的另一头恰好就是这个尺寸！我大弟在一段时间里被当作头号嫌疑人，直至后来抓到真正的盗窃犯为止。

在“学工”时用断锯条做的卡尺，现在还很好用

大弟赠我的那个工具箱是用旧木料打成，按照我的要求，上下两爿一样高——这样，翻开来就成了两个盒子，工具、配件、辅料、螺丝都可以随手扔进去。这工具箱我至今还保留着，用来存放“二线”（不常用的）工具。“一线”工具则转到我托沈潋从德国买来的一个钓客用的“渔具箱”中。从那以后，我不断积累工具和配件。至今，计有6件电动工具、3箱通用工具、1箱线缆（带有各种接口）和各种转接口、1罐（1公斤装洗衣粉的包装罐，以下同）铁螺丝、一罐木螺丝……这些工具、配件和紧固件，足够我后半辈子大手大脚地用的了。

线缆和接口

后期从我因病休学开始，经过“文革”直至离校，大约2年时间。其间我忙于帮同学、邻居、同学的邻居们修理收音机的无偿服务。据我自己的维修记录，流水号好像是编到134号，没有一台机器是因修不好而退回的。论机器的种类，有电子管收音机，也有半导体收音机；其中最复杂的，是家父厂里的一台苏联产的“记录牌”黑白电视机。

最贵重的是一台落地式组合机，是上海无线电行业的“国庆献礼”产品。我记得当年有两家无线电厂出品过两款同级别的“概念机”；我经手的是哪一款，已经记不起了。这台机器的主人是一位“领先一步”的爱乐人，花了大价钱买了这台宝贝，用过几年，发现它会冷不防发出牛吼声。我断定这是“中频机震”，是一种防不胜防的毛病。然后通过橡胶垫减震和加装旁路电容衰减等方法，减少了发作的频度；限于先天的设计错误，遗憾地宣告无法根治。

我平生有两件兵不血刃的修理业绩，最为露脸。先说一个不用工具修收音机的故事。那是在马银荣兄的家里，与他的几位邻居闲聊。他们都知道我有修理收音机的技术，其中一位想盘我的底，就吹嘘起他知道修理铺里要用到什么什么仪表，然后问我家里有几件。其实我是连万用表也没有一块的，但鸭子肉烂嘴不烂，为了不输这一阵，告诉他：假如收音机是自然损坏，而且没被外行瞎捣鼓过，那么我用一把“捻凿”（沪语对螺丝刀的称呼）就可以查出毛病来。

也是天助我也：正在众人将信将疑之际，又有一位邻居捧来一台成色较新的六灯机（带有一个调谐指示灯的五灯机），本来是要请银荣兄转给我修理的，听说我来了，赶紧前来求助。他诉说这机器灯都是亮的，就是没声音。我开机一辨，发现不但没有节目声，连轻微的交流哼声也听不到一丝一毫。再看调谐指示灯（坊间一般叫猫眼），分明提示接收到了电台。我已经有九分的把握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便决定“海威”一记——对刚才那位盘道的朋友说：“我现在不要仪表，当场检查拨雫看。”边说边抽出机芯，用捻凿在功放管屏极与铁底板之间打了一个火花。然后关闭电源，再重复打火花的动作。接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把输出变压器初级的一只滤波电容剪掉。再开机，有意把音量调大些，那机器就“哇哇”地唱了起来，把众人都镇了（我谦虚，不说是自己的手艺镇的）。

这事儿说得稀奇，讲穿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收音机没有交流声，就如同电视机“三无”（无声音、图像、光栅）故障一样，其实病因都是最简单的：在收音机，是功放电子管损坏（几乎不可能），或者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断线，或者滤波电容（理论上有改善音质的作用）击穿；于电视机，则是高压包打坏了。也就是说，即使我不作检查，也已经可以大致指出故障点在哪几处。现在深入探查，见功放管仍点亮，说明烧毁的可能性极小；在功放管屏极能打出火花，说明高压（约250伏的直流）已通过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送上来；此时已有把握断定是滤波电容击穿。再打一次火花，是为了把电源部分储存的电能全部泄放，防止下一步动剪刀时触电。最后，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后来，我做《音像博士》主笔，因为有这点底气，所以十分鄙夷那些连电烙铁、万用表都不会使用，只会夸夸其谈的“发烧友”和他们的玄之又玄的“理论”，视他们为“空心大佬官”。

“文革”初起时，我的休假已结束。当时极不情愿“降一级”（我是病休，不好说“留级”），仍赖在原来的班里。为了让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待见我，我就卖力表现。正巧物理老师敏锐地感知了形势，推行“教学相长”的改革（请记住：那是在1966年！），把我推上讲台讲了一堂电学课。此外，他当时接受了一项研制课堂用小型扩音器的任务，转交给一位高三学生和我二人完成。我引以为自豪的是，设计了一个隐蔽式的号角，以增强声音的集束效果——机箱是用航空层板做的（当时校办厂也没有折板机），上面板的左半块可以向上扳起45度左右，这块板与旁边的两块铁片“耳朵”，加上扬声器（朝天放置）纸盆，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空腔，能把声音推送到教室后排。可惜的是，不等这台略具科技水平的机器投入使用，全国就“停课闹革命”了……

嗣后，我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广播站和礼堂音响的管理员。当时，中小学的礼堂里装置的，不外乎传统的小功率高音喇叭，声音失真而毛糙；我想加以改善，就利用学生“造反”时“砸”下的一大堆6吋半喇叭箱，4只钉成一组、两串两并，保持阻抗不变。用它们去替换原来的高音喇叭，使得音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了一天安装，到傍晚调试、开声。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维昌兄正巧走过围墙外，惊艳于墙里传来的优美音乐（当时不能放“靡靡之音”，我放的好像是《河欢山笑人点头》），进校来一同欣赏。这些往事，不知维昌兄还记得否？

上文提到的那位帮助给收音机改频的老师，后来得到施老师的介绍，带了5卷开盘式磁带来找我，说是印尼派人送过来的，用他们学校的录音机播放，里面“滋哩咂啦”的不知是什么内容。鉴于形势，怕有不妥，希望我能帮忙鉴定一下。我用录音机试放，同样是“滋哩咂啦”，情知那边用来录音的机器具有4.76cm/s的“超长时录制”档，而国内不曾颁布过这一标准。于是请他给我几天时间，容我想想办法。

我搬出一台报废的“钟声”602录音机，竭尽全力把它修复了。最难忘的是那个磨损了的录音磁头，我用锉刀锉、油石磨，硬是将它“再生”了。由于兹隙参数改变，自然不能与新品同日而语，但毕竟能录能放，而且磁带不会跑偏了。我再通过给从动轮适当施加阻尼的方法，把带速降低一半。这来终于听清了：是广东和尚念的经（后来知道，是为他叔叔做法事的记录。就这样，我也有机会回报了他当年对我们的援手之谊。

我出身于一个高级技工的家庭。先父的动手能力甚强，在厂里是技术骨干，并一直在业余参与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这事，一直到1967年，我应邀到他厂里会诊检修一台“可控硅滑步电机变速箱”时，才了解。但他老人家在家里从不表现，皆为先母有“话痨”毛病；任何需要技巧的事务，父亲刚一动手，她就在一旁扮演“白莲圣母”的角色：“侬会弄格啊？侬哪能及得到人家XX爷叔（视任务不同，如制作、捉漏、通阴沟等，XX分别为根林、贵生、毛弟……）？”气得父亲闷声不响地收起工具箱，到小菜场的棋摊下象棋去也。

此后二十年间，父亲只在“捞吊桶”这件差事上显露自己的本事——我们院子里有口井，平日是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拎水”多了，吊桶落井的机会自然也多。父亲下班到家若“接到任务”，便选一根长、粗、直的晾衣竿，上扎一把捅煤灰的铁钩，开始演示他的独门技艺。只见他舒展猿臂，轻轻移、慢慢提，用各种招数把吊桶捞将上来。有时是钩到拎攀，有时是缠着吊绳……最绝妙的有两次：一次是钩子直接穿进吊桶攀的眼；另一次是钩子尖勾住吊桶底圈的卷边，靠着那一点点摩擦，将它“合仆”提上来！

1958年，配合“全面普及无线电”的社会潮流，电台新编了一出“滑稽小戏”，叫《开无线电》。这出戏借用了同名独角戏的套子，表现兄弟俩为了实现技术革新，要研究无线电技术，不惜把母亲心爱的收音机（沪语叫“无线电”）拆走了机芯。等母亲要听广播时，儿子和孙女只好模仿各种广播节目，以免拆穿……这个节目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也向往着有朝一日有一架“无线电”供我拆拆装装。

然而这毕竟是幻想而已，所以我只能望梅止渴，通过阅读无线电技术的普及读物来纸上谈兵。其时《无线电与电视》杂志已创刊，恰好我们大院里的“根林爷叔”（上文已提到他）是订阅这本杂志的，所以我每次都去借来泛读——对我而言，那些着眼于应用的文章都太艰深了。从小学五年级开始，逐渐购买由冯报本、俞锡良（当年名动一时的无线电技术普及作家）等名家撰写的技术书籍。此外，当时昆明街道、惠民街道各有一个民办图书馆，我把两个馆里面的无线电技术书籍和《无线电》、《无线电与电视》杂志系统地阅读了一遍，打下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学者理论；术者操作也。此后我玩无线电、做“音像博士”，都是靠这点基础得以无师自通。

有个印象很深的小插曲值得一记：《无线电》创刊之初，头三期是由苏联的《无线电》杂志代为编辑，以作为示范和扶持。我是在数年之后在一位亲戚家的公共走廊里发现了一大堆头几年的《无线电》（她家的邻居堆放在那里的），如获至宝。赶快借来，细细研读。其中一位最活跃的作者的名字“博琴斯基”（大约就是英语中的“布热津斯基”吧）我一直记得。

我读的小学是“榆林区中心小学”（并区后，改名“杨浦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学实力很强大，尤其科学普及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4年级以后，学生都必须选择参加一个课余兴趣小组。初时没有无线电组，而我对其他科技活动又无特别的兴趣，故而参加的是“说书组”。师傅是个扬州人，不知是听过还是说过评话，雄心勃勃地宣布了他的课徒计划，大抵是要从《说岳全传》开门，说遍扬州评话的书目。活动一周（每周一次）后，教《自然》课程的老师施庚富看上我，要我参加他指导的“气象组”。我就这样第一次开始从事与科学沾边的活动。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想学的是苏州评话。假如当初那位师傅教的是苏州岳传，说不定我后来会辗转吃上说大书的饭。可是第一脚没有踏准，以后就渐行渐远了。而我从施庚富老师和他带领的这项科技活动中得到的最大收益是，养成了把一项活动当成事业来做，并且尽力做到出色的习惯。以后，我据此总结成“两个110战略”，即“以百分之一百十的努力，争取百分之一百十的成果”。

当时我们尝试预报天气所依靠的主要气象资料，来自于一座军用电台。它没有呼号，不知是空军的还是东海舰队的。电台频率2300千赫（kHz），不过当时的呼号是“2300千周”（kc）。这频率已经在中波收音机的接收范围（535kHz～1605kHz）之外了。我们学校有位印尼回国的老师（忘了他教什么科目，可能是算术），帮我们把一台普通收音机改造得能收到2300kHz的电台。我们组员轮流值日，负责抄收气象报告。我还记得气象坐标中，有两个地名：一个叫“猫头洋”，另一个叫xi（或ji）目洋。后者不知确切名称。我查到东海的著名渔场是大目洋和猫头洋等；由此推想，xi目洋有可能是相对于大目洋的“细（细小之细）目洋”。

第二个“110”也很快就到来了。在小学毕业、考完升学考试的暑假里，我参加了市里的一项少年气象预报比赛，获得一等奖，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一等奖。比赛的组织者-上海市少年科技指导站气象组因此邀请我加入其中。考上有名的“市东中学”，又获殊荣，最高兴的是我的嬢孃，她和姑父请我在淮海路吃饭，又到东湖电影院看了立体电影新片《魔术师的奇遇》。

我学技艺，偏重于需要动脑的，对“熟练工种”无甚兴趣。小学里，动手制作的机会不多，印象较深的有一件。当时小孩中流行两种适合自制的“火器”。一种是钢丝“手枪”：这是一种巧妙而又安全的“手枪”玩具。做法是：从修车摊讨一根“黄鱼车”轮盘用的粗辐条（自行车用的不行），用火工弯曲成形。原来的螺丝帽作为一个“小杯”，可以盛一根火柴上刮下的火药。另一头的钩子截去，锉平；调整长度和角度，使之搭在螺丝帽外缘，并有一个很大的向下的压力。而当如箭头所指方向用力一捏时，钢丝嵌入“小杯”中，敲击火药，引起爆炸。

我因不是“社会小孩”，讨不到粗辐条，所以只能在“理论上”玩玩，等于理工科大学里的“思想实验”，或者等于《红楼梦》里的“意淫”。

实际做成功的是一种“掼炮”：找一个木头线轴（那年头家家都用木线轴的线团），上下两端的轮缘上各开两个缺口；缺口相隔180度，上下对齐。缺口中嵌入两根筷子，用橡皮筋捆紧。在筷子露头较短的那一端，装上铁皮、橡筋和铁钉，构成撞发机构。玩时，将从一根火柴上刮下的火药，盛在铁皮凹坑中；用铁钉抵住。将掼炮扔下，使铁钉的尾部着地，铁钉尖头撞击火药，引起爆炸。

我们小学有像模像样的物、化综合实验室。负责这个实验室的老师是一位奇才。本校曾承办杨浦区少年宫的一届科技节，这位老师利用实验室的普通器材，一个人装备出许多演示装置，济济于少年宫的两层楼面的十几间教室，堪称一座科普馆。我被临时抽调去演示其中的一套装置，名唤《汽油怎样转变为动力》。装置构成是：一个软木塞子固定在铁架台上；软木塞上套一个启辉器的铝壳；两根钢丝穿过软木塞，在铝壳与木塞形成的空腔里构成火花间隙；钢丝尾端接上断电式高压发生器。实验时，取下铝壳，用吸管在木塞内表面滴上两滴汽油；盖紧铝壳，稍待片刻，等汽油蒸发；按下高压发生器的电源开关，在此瞬间，空腔内发生爆炸，铝壳被推飞向天花板。整个过程中还要辅以自编的解说词，最后要点题：“燃料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只要运用适当的方法，就能转变为动力。汽车内燃机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的。谢谢大家，请到下一个演示主题继续参观。”

只是，那时还没人教我、自己也没意识到要探究一下汽油蒸汽的浓度问题。这表明，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缺乏名师指点，没有摸对科学的门径。学习科学技术。如同初学写字一样，必须有人引导，才能培养科学的思路和习惯，进一步得出科学的成果。如果放任自流，靠学生自己“摸摸索索”、“在失败中寻找成功之路”，就容易变成野路子，从而极大地降低了成功的机率。

很久以后我才查出，汽油蒸汽的爆炸范围是：与空气的比例为1.4～7.6％。

演示的效果非常好，每回都获得掌声，并吸引了不少“回头客”。我充满了荣耀感。自此，科学普及活动与我结缘，并成为我一生事业的主旋律之一。我非常钦佩那位科普奇才，潜意识中有一种愿望，要成为他这样的老师。后来我在人生各阶段的自我设计中，有两个目标是始终如一的：一曰博学多才，二曰心灵手巧。我把这归纳为“双爱”型人才——兼具爱因斯坦和爱迪生的禀赋。

据《中国娱乐网》——
       『3月7日，李X前妻KIM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段李X演讲视频。李X对着观众说，“我是家庭暴力的代言人，这是中美文化的冲突，8年打一次算什么？总有一天，党和国家会为我平反的，我是做出一件教育美国人的事情。”……“幸好我能忍，如果在美国我一枪就把她崩了。”让网友无法理解的是，台下听众居然有人拍手叫好。』

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呀！脑残粉们咱不去骂它了。我只对神经病李X（这厮的脑子肯定有病，而且不轻）说一句话：“你倒是到美国去试试，看谁给谁一枪？——最好是在你前老婆的做警察的娘家人（人家早就要收拾你了）面前掏枪。不过量你也没有这个种！‘屋里横’有啥用？那是最没鸟用的男人的‘出息’！”

【开篇】回忆陈年旧事前，先请欣赏两则开心的笑谈：1，漫画背后的那些“发明家”，在中国独多——盖因农业国家里的子民，做事不免带有农民习气。2，我教过的《广告创意》，出过这样一道考题：“美国一家电器修理行贴出一张广告，说：‘太太们，本店承修一切你们丈夫拆开而又装不拢的家用电器’。请据此创作一组四格漫画配他们的广告。”学生们的创作五花八门，一组创思、画工俱佳的作品是：丈夫看着拆开的电视机挠头沮丧→地上一大堆零件，太太挥舞铁锹把零件装进手推车→太太把车推进修理行，车内“打底”的是她那个无用的丈夫→太太推车从修理行出来，车上是完整的电视机，后面跟着惭愧的丈夫。

搭浆

本文要系统总结我个人获得科技知识的若干节点，并对自己的动脑动手能力作一个比较完整的回顾。这篇文章自2012年6月开始起稿，因为其中的一张插图迟迟没有拍摄成功，故延宕至今。去年受我家月月发明（据月妈鉴定，真的是她自己想出来，而不是在学校受启发）的“天平秤”之激励，曾重拍《窗栅》照片，并下决心购进绘图板，指望通过Photoshop上的手工修图，把照片做好，从而解决“这座烂尾楼”。但是断断续续努力了几次，终因不得要领，被迫放弃了。

月月发明的天平秤

“窗栅”是我在30几年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实习时见识了大厅窗户的青铜盘花窗栅后，用扁铁自己做的。搬家时舍不得扔掉，带到愚园路，一直掼在屋顶上任凭风吹日晒。因为无处安装，所以没法得到一张真实的效果图。以前是爬上屋顶，在瓦面上拍摄，但我的PS水平不足以应付如此复杂的抠像，故而败下阵来。日前因事去愚园路，事先想好了章程；到屋顶上把窗栅拖进来，衬上一条红被面做底色，拍了几张素材照。到家后忙碌了两天，终于大功告成。于是这篇文章也随之正式开始作最后一稿的修改。

先展示原始素材，PS后的效果暂时卖一个关子

前已说过：我自制豆浆，始终没有寻找到最后一道渣汁分离工序的有效方法。之前一直在盼望有一种家用的离心分离机问世；然遍查无着。说实话，“脚踏拖把脱水机”假如不是工程塑料做的话，我早就买了。眼看无望，甚至想过拆开一台脱排油烟机改造成电动强力离心分离机。然终因有“杀鸡动用牛刀”之嫌而没有下手。

日前看美国专题片《食品技术》，见日本酱油厂分离酱油原汁的工艺值得借鉴：把发酵好的原料堆成方方正正的一块，用布包好，然后用轧辊反复碾压，挤出汁水。我评估了一下效仿的可能性，发觉不现实——我必须买好砧板、擀面杖和不锈钢大食盆，再为砧板制作一个牢靠的不锈钢架子，然后才有可能用做大饼的姿势去“榨取”一杯豆浆……

继而想到了像榨甘蔗汁那样用一对轧辊“轧汁”的方案；但是在淘宝上也没有找到合用的器具。正在失望间，忽然跳出一则“不锈钢手动榨汁机/蔬菜水果果汁榨汁器/压汁压薯压土豆泥”的广告，一看，类似厨房里压蒜汁的夹子，而形制大些（杯子内径9cm）。再看售价，连邮费28元，还可以接受（买个便宜的压蒜器也要这个价），就订了一具。旋即开始了第三轮的试验。这次试验尽量返璞归真，基本遵照第一次试验（见《适合闲人养生的自制豆浆》）定下的工艺。那篇报告不必再找，其中的要点都转录到这里来了——

1，黄豆50～70克（按自己喜好，要喝浓浆就多放点），淘净，冲入温水300克。冬季浸泡时间宜长于8小时，夏季可以酌减。

2，泡好的豆滗去余水，倒入食品料理机的过滤筒；注意拣去发不开的“死豆”，以保护过滤筒不被打坏。加水250毫升，此时水约略已淹没黄豆；再加5滴色拉油。

3，用高速档，按照打5秒、停5秒的间隔，打6次，累计30秒。

4，把“头汁”倒入过滤袋（料理机的过滤筒的孔眼毕竟嫌大，细微的豆渣还是滤不掉），并将过滤袋悬挂起来滴出豆浆。机内重新加净水200毫升。照上法再打30秒。

5，“二汁”连豆渣一起倒入过滤袋（此时“头汁”应已过滤完毕），将过滤袋悬挂起来滴出豆浆。

6，料杯静置数分钟，待料杯中泡沫还原成豆浆后，倒净。再用净水200毫升分三次冲洗料理杯，洗过的水也倒入过滤袋，继续将过滤袋悬挂起来滴出豆浆。

7，待不再滴浆，把袋口扎紧，挤去袋内空气，然后塞入新买的压汁器，挤干。

8，最后，得生豆浆700毫升，扔掉的豆渣约40克（原料50克时）——由于增加了压汁器这一道工艺，出浆率提高了，而扔掉的豆渣很干。

10，我用电磁灶煮豆浆，结合网上介绍的经验，摸索出不糊锅、不“假沸”（豆浆还没煮开就会潽得一天世界）的方法：搪瓷烧锅内放100毫升净水，煮沸；继而把电磁灶温度调到90度（我家的九阳牌有这一档）；然后倒入生豆浆；煮15分钟以上，虽然豆浆没有沸腾，但已全无生腥气——我在北京喝豆汁时，内行告诉我：豆汁是决不能烧开的，眼看要沸腾，赶紧掺入生豆汁！

据搜狐新闻转发 http://news.sohu.com/20140304/n396038078.shtml——
　　   『近日， 66岁的华侨黄先生去世。此前，子女再三询问，黄先生均表示没有任何遗言，临终前五分钟，黄先生忽然激动起来，草草写下四个字令全家不解。
       ……上初中的孙女“无时无刻不纠结”拍照上传了黄先生的遗言，向网友求助。“我还有听”、“我还有多少万”、“我还有口气”、“我还有金”、“我还有你”……网友的猜测五花八门，但黄家人感觉还没对上答案。
       ……老人写完“我还有”三个字后全然无力，第四个字写得不成模样。老三和老四看不懂第四个字是什么，再次凑到老人耳边询问时，老人已离世。』

本文先帮这无头案画一个句号——看照片，纸片上6个字，并非“草草”或“全然无力”，而是个个写得挺拔有力，看着比伟大舵手的『你办事我放心』精神多了。尤其最末那个存疑的字，像前面的“海”字一样，有一个有力的收笔。这表明，这个字是写完整了的。显然老者写字时还处于“回光返照”的末期。那么家属为何看不懂？毛病出在纸笔上！请看：纸上6个字的笔画是越来越淡。造成这情况的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笔的出水不畅。二，仓促中拿来的是原子笔和废纸，而废纸的右半部沾有油份——如所周知，原子笔在沾油的纸上是写不出连贯笔画的。

怎么办？好办：只要这字写完整了就有办法。早在几十年前，刑侦人员已经能够“读出”便签之上留在“下一页”纸上的笔迹划痕。既然这个字是写完整了的，只要提交到刑科所或司法鉴定中心，请他们用盏什么什么灯（我忘了，好像与红外线有关吧）照一下，再拍张照，疑难保险就迎刃而“解”了。

话归正题，来说说“临终遗言”。年纪在我之上的中国上人，大都谙熟“化蜡扦”式的驭儿智慧：向下人暗示手中攥有大笔财产，却永远不露白，非把秘密变为“临终遗言”方肯托出，以保养老无虞。久而久之，大家都心领神会，尽管『均表示没有任何遗言』，但小辈会习惯性地盘问“还有啥呃闲话伐？”——其中少部分人的真实意思，恐怕是指望还有点“什么”好进帐……

P.S.
《化蜡扦儿》是刘宝瑞的经典相声。
【按】：这个蜡字，我以为应写作银样镴枪头的“镴”字。镴：锡铅合金，可用以钎焊；也可制成器用（比如烛台），称为“白镴件”。

最后说我自己。我对生前身后的事早有交代，一直以来反复表示“没有任何遗言”；因此绝不会弄个千古哑谜跟子孙开玩笑。准此，遗嘱的第一条就是：“我要交代的话早已说完。临终前不要逼问我‘还有什么话吗’之类的废话。”当然咯，进帐也别想了——我在遗嘱中已明确告知：“在经济上，我不欠人，人也不欠我。”
【按】：我的遗嘱的图标在电脑桌面上，不等我进入回光返照或弥留之际，家人就可打开阅读。

前几天看乌克兰形势时，就在想：谁闹得最起劲？应该是那些一心想到欧盟去捞世界的不安生分子。当时就联想到那些来到内地和沿海闯荡的新疆人。谁知一“念”成谶，前天他们就在昆明抡开了罪恶之手！昨天凌晨在夜新闻中得到消息，不敢轻信网上传言。经过一天的过滤，现在来写几句，表达我的一腔愤恨。

我对新疆人几乎没有了解。可以作为话题的有四件事：一，沈潋说，来沪工作的美国人，都会得到领事馆发的一本小册子，告知在上海怎样生活，其中有一项：换外币到浙江北路找新疆人，二，前几年的“卖糕的”事件；三，我曾和沈潋一起去买烤串，我们说“全要了”，摊主落实：“哈马斯？”我答：“哈马斯！”随即我们二人很海威地捧了两大把烤串回家用微波炉再加热，然后过黄酒【特别提示：烤羊肉串切记不可用微波炉加热——那肉块顷刻之间就变得像橡皮筋一样“韧叼叼”！】；四，夫人住院期间，某日传来噩耗：肿瘤科一位年青美丽的女医生，下班路上无缘无故地被一个新疆“小透乱”捅了三刀，重伤。幸亏她神志还清醒，让救护车把自己送回第一人民医院……

P.S.
“你懂的”是新鲜出笼的热词——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昨天在回应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的提问时，讲了几句话，结尾是：“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你懂的。”

我没有坐出租的习惯——平生扬招的次数用一只手的手指便可数清。在柘塘时，有一次“集体所有制”的中巴罢工，我宁可走着来回县城（单程约15公里），也不打车——安步当车，权当秋游了。

媒体里关于打车软件的争论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因着上述原因，我没有兴趣关心。但今天看到一名《凤凰评论》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高论，那标题大得吓得煞人：『“限软令”，权力不让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就这个标题（亦即作者的论点），我有几句话要反驳。

作者对“不让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的后果提出了责难，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口中的“人们”是个怎样的范畴呢？显而易见，那不是全体“人们”，而是类似邓氏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那“ 一部分人”。进而追问：哪一部分人？不言而喻，是能玩“科技”的那一部分人。

我的观点很明白：出租车行业，是用全体公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兴办的服务资源，凭什么把没有或不会或不想学（比如区区不佞）打车软件的这大多数人推开去，而让科技专去“改变”那一小部分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到额外利润的人们的生活呢？虽说每逢讲到社会公平原则，必定会有一小撮人跳出来叫嚷“社会从来不是绝对公平的”，但是，已经建立和存在的公平，总应该保护好，不要轻易地让“科技”给毁去吧？

邓氏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有人先富了，然后他们移民开溜了。然而借助于打车软件改变了生活的那些人，基本上还应归于贫贱不能“移”之属。难不成他们永远走不成，我们就一直被他们挡着而“改变”不了？——想想春运期间在“科技”购买火车票的网络面前无奈又无助的那些农民工兄弟，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有篇小说叫《我最讨厌谄媚》，讲述了一个西方式谄媚者、一个东方式谄媚者和一个“后浪”的故事。摘录其中两个“小帽”（二人转中的小段）——
       『“真是个好样的，你很快就领悟到了东方式谄媚和西方式谄媚间的区别……我们还有许多值得向西方学的东西呢，连拍马术我们都差得远……” 
       “卑职万分感谢大人今晚恩赐的盛宴，愿真主保佑大人长寿，祝愿大人福体永远康泰……”“快走开，马屁精，”我拉住他，喝道，“你把拍马术糟蹋得够了，快走！滚蛋，别让我再看见了！”』

作者阿吉兹·涅辛是土耳其人。土耳其地处东西方的交界处，这里的人们肯定最懂得东方马屁和西方马屁各自的奥妙和“长处”。只可惜，他们对于欧亚大陆的马屁的“领受方”，似乎还缺乏研究。根据我对中国式谄媚的观察，可知阿谀术盛行的关键，不在于拍马屁的那一部分人（我先写了“一小撮”，想想又把它删掉了。我们谁没有违心地奉承过别人呢？所以决不是一小撮），而是取决于吃马屁的那一方——君不闻“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之言？这话用在我这个语境里，可以说明一个道理：社会上有好这一口的人，然后才滋生出善于溜须的“千里马”。

上文说了：我们都无法彻底免俗。阿谀奉承的事，谁也不敢说事不关己。但是另一方面，我自从刚识字时在《小朋友》画报上读过《关公戴高帽》的故事后，对于任何人厾过来的马屁，无论其为中式的或西式的，一概秉持着高度的警觉，基本不“吃”。不吃的理由很简单：我从“拍”者的角度着想，TA是多么的不情愿、如何的不自在、怎样的迫不得已，这些我都能理解、有体会。我受用了TA的谄谀逢迎，岂不是肯定和助长了TA贬损自己人格的决心而甘做依阿取容的拜尘友？！

P.S. 我所记得的《关公戴高帽》故事的大意
玉皇定制了一百顶高帽子，规定每个上天庭的神仙都要带一顶。关公第一个上天，天兵要他戴高帽，关公怒而拒绝了。正在僵持之际，天将跑来调停：“小兵无知！谁人不知关君侯是文武双全、忠勇节义的大将，哪能烦劳您戴高帽呢？您请进吧！”关公很满意，大摇大摆地进门。那天将眼看着关公登上大殿，便得意地晃晃脑袋：“好了，一百顶高帽子，还剩九十九顶了。”

接着说说以上这些议论是针对哪件事情而发——某台在重播电视片《毛泽东遗物的故事》，我在转台时“刮”（这字在吴语中的念法很特殊，用吴语念“狂”字的前半部分、抛弃ng，就对了）着几句——
       『保存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数量惊人的唱片、磁带，就足以证明毛泽东对音乐艺术的喜爱。』
       『我们毛泽东纪念馆是收藏了毛主席生前听过的唱片总共是1600多张、磁带是400多盘。这些唱片和磁带可以讲是包罗万象……』

随后，高潮来了：片中的旁白无比恭敬地赞颂——
       『从《二泉印月》到《马赛曲》，毛泽东对音乐的收藏品种之多、爱好之广，恐怕连专门的音乐收藏家，都要为之惊讶吧？』

听到这种有违天理的卖好辞，确实“为之惊讶”。别说“专门的音乐收藏家”，即令我辈升斗草苠，也会郁屈得气不打一处来：在曾经的岁月里，且不说伟大舵手，只要是一个有点权势的人物，比如出版局长、宣传部长，所有的（！）出版物，只要他想要，哪里有人敢于不纳贡；即使他宣称不要，也自会有数不清的、像本档节目的制作者那样的“中国式”高人，上赶着奉上门去。他们竟拿这个丑陋的特权去恶心那些集腋成裘的收藏家，岂非斯文扫地乎？岂非天良丧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