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我没有坐出租的习惯——平生扬招的次数用一只手的手指便可数清。在柘塘时，有一次“集体所有制”的中巴罢工，我宁可走着来回县城（单程约15公里），也不打车——安步当车，权当秋游了。

媒体里关于打车软件的争论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因着上述原因，我没有兴趣关心。但今天看到一名《凤凰评论》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高论，那标题大得吓得煞人：『“限软令”，权力不让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就这个标题（亦即作者的论点），我有几句话要反驳。

作者对“不让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的后果提出了责难，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口中的“人们”是个怎样的范畴呢？显而易见，那不是全体“人们”，而是类似邓氏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那“ 一部分人”。进而追问：哪一部分人？不言而喻，是能玩“科技”的那一部分人。

我的观点很明白：出租车行业，是用全体公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兴办的服务资源，凭什么把没有或不会或不想学（比如区区不佞）打车软件的这大多数人推开去，而让科技专去“改变”那一小部分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到额外利润的人们的生活呢？虽说每逢讲到社会公平原则，必定会有一小撮人跳出来叫嚷“社会从来不是绝对公平的”，但是，已经建立和存在的公平，总应该保护好，不要轻易地让“科技”给毁去吧？

邓氏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有人先富了，然后他们移民开溜了。然而借助于打车软件改变了生活的那些人，基本上还应归于贫贱不能“移”之属。难不成他们永远走不成，我们就一直被他们挡着而“改变”不了？——想想春运期间在“科技”购买火车票的网络面前无奈又无助的那些农民工兄弟，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