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我的中学阶段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5年，课外科技活动一直参加“气象组”，在家主要是从玩无线电发展到磨练检修收音机的技术，并开始染指半导体收音机。因买不起仪表，查机和装机一直靠“徒手”摸索。

开始我不懂市场，有些器材即使用零花钱能买，也不知哪儿去买。比如自己架设室外天线，需要一对“绝缘子”，这就让我辗转反侧；也有些小东西，即使知道哪儿有卖，我去了，人家也不会卖给我。比如做矿石检波器的“矿石”，有人用中药“自然铜”做成过，但我不敢径直去“万寿堂”（我们那边的中药店）购买，哪怕知道它只须几分钱。幸得我有一个崇尚技术的父亲，像这类东西，他了解后，会不声不响地去觅来，然后不动声色地问一声：“是迪格物事伐？”看着我激动得无可无不可的脸色，他满意地点上一支烟，坐在旁边观察我摆弄。

市东中学的科技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负责人庄索原老师在市教育系统中很有声望。庄老师从教前曾修过钟表，动手能力甚强。此外，我们还有一位同样有过修表经历的数学老师，发明了一台纯机械“打铃钟”，并因此获得市级荣誉。

维昌兄、福钧兄都是航模兴趣组“出身”，在我眼里都是巧夺天工的“双爱”级楷模。维昌兄后来玩摄影，自己调配D76显影液时，熟能生巧，竟能抛开自制杆秤（天平秤太贵了），用一块卡片，在纸上的一堆药剂中准确地扒拉出需要的剂量。福钧兄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他们联合自制放大机时，他负责“皮老虎”部分，研究出用黑卡纸裱上黑布，然后折成手风琴状的皮腔。其二是他后来玩缝纫，尽得“云霞”时装店（当时我们那一带最好的时装店）老师傅的技艺。他曾给我表演上衣的上袖笼工艺：把缝纫机的针脚调到最稀，沿袖笼边缘缝一圈，然后攥住底线头，右手抽、左手“归拢”，三下两下，就把袖笼扒拉成了“荷叶边”。  

杨浩昆仲兼玩摄影和半导体。他们的令尊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有一次在听取他们汇报试验进展时，老娘家勉励他们“再研究研究”。就这五个字，我羡慕了一辈子！以后当我自己做了父亲、做了教师后，也无数次地对儿子、对学生重复这句话。

我平生的第二件手工作品比较“高级”了：是一把用线绕电阻作为热源的“电烙铁”。线绕电阻是一种能够通过大电流的电阻器件，承受功率从5W至几十W。我找出一只2kΩ/30W规格的，做成一把功率约为24W的手枪式烙铁。这作品后来同那份气象比赛获奖证书一起被送出去展览，便再也不见回还。

我还有一段“学工”经历，也值得记录：高一时，我因身体不好，没有随全班下乡“劳动”，而是被派往学校的校办工厂。那里有位自学成才的技师叫乔东陆，靠自己和其他师傅发明的一系列工、夹、模具，用一批简陋的机床，组建了一个制造1匹电动机的生产车间。我很佩服他。受到那里机油味的熏陶，我也学着自己做工具。现在还记得的，有一把“圆规”卡尺和一柄修钟表的小锤。关于这把小锤，还有一段令人难过的故事：我大弟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时，钉了一个木板工具箱给我留念，又把那把锤子带去做纪念。次年，他那边发生财务室被盗的大案，警方根据保险柜的撬痕分析，作案工具带有一个3×15mm的扁头——他抽屉里那边锤子的另一头恰好就是这个尺寸！我大弟在一段时间里被当作头号嫌疑人，直至后来抓到真正的盗窃犯为止。

在“学工”时用断锯条做的卡尺，现在还很好用

大弟赠我的那个工具箱是用旧木料打成，按照我的要求，上下两爿一样高——这样，翻开来就成了两个盒子，工具、配件、辅料、螺丝都可以随手扔进去。这工具箱我至今还保留着，用来存放“二线”（不常用的）工具。“一线”工具则转到我托沈潋从德国买来的一个钓客用的“渔具箱”中。从那以后，我不断积累工具和配件。至今，计有6件电动工具、3箱通用工具、1箱线缆（带有各种接口）和各种转接口、1罐（1公斤装洗衣粉的包装罐，以下同）铁螺丝、一罐木螺丝……这些工具、配件和紧固件，足够我后半辈子大手大脚地用的了。

线缆和接口

后期从我因病休学开始，经过“文革”直至离校，大约2年时间。其间我忙于帮同学、邻居、同学的邻居们修理收音机的无偿服务。据我自己的维修记录，流水号好像是编到134号，没有一台机器是因修不好而退回的。论机器的种类，有电子管收音机，也有半导体收音机；其中最复杂的，是家父厂里的一台苏联产的“记录牌”黑白电视机。

最贵重的是一台落地式组合机，是上海无线电行业的“国庆献礼”产品。我记得当年有两家无线电厂出品过两款同级别的“概念机”；我经手的是哪一款，已经记不起了。这台机器的主人是一位“领先一步”的爱乐人，花了大价钱买了这台宝贝，用过几年，发现它会冷不防发出牛吼声。我断定这是“中频机震”，是一种防不胜防的毛病。然后通过橡胶垫减震和加装旁路电容衰减等方法，减少了发作的频度；限于先天的设计错误，遗憾地宣告无法根治。

我平生有两件兵不血刃的修理业绩，最为露脸。先说一个不用工具修收音机的故事。那是在马银荣兄的家里，与他的几位邻居闲聊。他们都知道我有修理收音机的技术，其中一位想盘我的底，就吹嘘起他知道修理铺里要用到什么什么仪表，然后问我家里有几件。其实我是连万用表也没有一块的，但鸭子肉烂嘴不烂，为了不输这一阵，告诉他：假如收音机是自然损坏，而且没被外行瞎捣鼓过，那么我用一把“捻凿”（沪语对螺丝刀的称呼）就可以查出毛病来。

也是天助我也：正在众人将信将疑之际，又有一位邻居捧来一台成色较新的六灯机（带有一个调谐指示灯的五灯机），本来是要请银荣兄转给我修理的，听说我来了，赶紧前来求助。他诉说这机器灯都是亮的，就是没声音。我开机一辨，发现不但没有节目声，连轻微的交流哼声也听不到一丝一毫。再看调谐指示灯（坊间一般叫猫眼），分明提示接收到了电台。我已经有九分的把握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便决定“海威”一记——对刚才那位盘道的朋友说：“我现在不要仪表，当场检查拨雫看。”边说边抽出机芯，用捻凿在功放管屏极与铁底板之间打了一个火花。然后关闭电源，再重复打火花的动作。接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把输出变压器初级的一只滤波电容剪掉。再开机，有意把音量调大些，那机器就“哇哇”地唱了起来，把众人都镇了（我谦虚，不说是自己的手艺镇的）。

这事儿说得稀奇，讲穿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收音机没有交流声，就如同电视机“三无”（无声音、图像、光栅）故障一样，其实病因都是最简单的：在收音机，是功放电子管损坏（几乎不可能），或者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断线，或者滤波电容（理论上有改善音质的作用）击穿；于电视机，则是高压包打坏了。也就是说，即使我不作检查，也已经可以大致指出故障点在哪几处。现在深入探查，见功放管仍点亮，说明烧毁的可能性极小；在功放管屏极能打出火花，说明高压（约250伏的直流）已通过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送上来；此时已有把握断定是滤波电容击穿。再打一次火花，是为了把电源部分储存的电能全部泄放，防止下一步动剪刀时触电。最后，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后来，我做《音像博士》主笔，因为有这点底气，所以十分鄙夷那些连电烙铁、万用表都不会使用，只会夸夸其谈的“发烧友”和他们的玄之又玄的“理论”，视他们为“空心大佬官”。

“文革”初起时，我的休假已结束。当时极不情愿“降一级”（我是病休，不好说“留级”），仍赖在原来的班里。为了让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待见我，我就卖力表现。正巧物理老师敏锐地感知了形势，推行“教学相长”的改革（请记住：那是在1966年！），把我推上讲台讲了一堂电学课。此外，他当时接受了一项研制课堂用小型扩音器的任务，转交给一位高三学生和我二人完成。我引以为自豪的是，设计了一个隐蔽式的号角，以增强声音的集束效果——机箱是用航空层板做的（当时校办厂也没有折板机），上面板的左半块可以向上扳起45度左右，这块板与旁边的两块铁片“耳朵”，加上扬声器（朝天放置）纸盆，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空腔，能把声音推送到教室后排。可惜的是，不等这台略具科技水平的机器投入使用，全国就“停课闹革命”了……

嗣后，我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广播站和礼堂音响的管理员。当时，中小学的礼堂里装置的，不外乎传统的小功率高音喇叭，声音失真而毛糙；我想加以改善，就利用学生“造反”时“砸”下的一大堆6吋半喇叭箱，4只钉成一组、两串两并，保持阻抗不变。用它们去替换原来的高音喇叭，使得音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了一天安装，到傍晚调试、开声。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维昌兄正巧走过围墙外，惊艳于墙里传来的优美音乐（当时不能放“靡靡之音”，我放的好像是《河欢山笑人点头》），进校来一同欣赏。这些往事，不知维昌兄还记得否？

上文提到的那位帮助给收音机改频的老师，后来得到施老师的介绍，带了5卷开盘式磁带来找我，说是印尼派人送过来的，用他们学校的录音机播放，里面“滋哩咂啦”的不知是什么内容。鉴于形势，怕有不妥，希望我能帮忙鉴定一下。我用录音机试放，同样是“滋哩咂啦”，情知那边用来录音的机器具有4.76cm/s的“超长时录制”档，而国内不曾颁布过这一标准。于是请他给我几天时间，容我想想办法。

我搬出一台报废的“钟声”602录音机，竭尽全力把它修复了。最难忘的是那个磨损了的录音磁头，我用锉刀锉、油石磨，硬是将它“再生”了。由于兹隙参数改变，自然不能与新品同日而语，但毕竟能录能放，而且磁带不会跑偏了。我再通过给从动轮适当施加阻尼的方法，把带速降低一半。这来终于听清了：是广东和尚念的经（后来知道，是为他叔叔做法事的记录。就这样，我也有机会回报了他当年对我们的援手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