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围绕李光耀逝世，因特网上有无数回忆和评论。这里的各网站选择性地予以转载或摘录。对这些消息背后的“放行”原则搭一搭脉，会发现一个隐隐约约的动向。

      
一，据20150323《苹果日报》——
      『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于2004年在一场会议中，提出经济改革是否必须伴随政治改革作出辩解。他以1989年「八九学运」为例，指中国的经济能有今日的成就，归功于邓小平的镇压行动。』

 

二，据20150323《多维新闻》——
       『它是一个充满热带风情的花园城市，也是一个以鞭笞为符号的威权政府。在柔佛海峡的另一侧，政府的福利与苛刻的管理都异常的突出……当鱼尾狮庇佑的星岛以其奇迹闻名于世时，李光耀的“开明威权”统治也留给了外界一个难题，它对中国会有帮助吗？』

 

三，据20150324【日本】《外交学者》题为《李光耀：现代中国之父？》的文章——
       『在中国，对他的评价更为积极正面。李光耀的权威统治和经济改革相结合的治国方法对中国影响巨大。
       对于中国来说，这种高规格的赞扬可能实际上低估了李光耀的重要性。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领导人知道毛泽东的哲学不再适合中国，但他们也不情愿实行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李光耀管理的新加坡，中国领导人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一条适合东方独特价值观的出路。这种将经济改革和权威统治结合的治国之道造就了如今的中国。
       有法学专家认为，新加坡模式为今天中国的法制改革提供了蓝图。
       在李光耀和中国务实的改革中，他们都坚守一条底线，即西式民主不适合亚洲。李光耀曾表示，如果中国成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国将崩溃。』

 

四，据20150324《明报》——
       『基辛格周一（23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悼故友，指李光耀「独裁有道理」，可避免新加坡因民族分裂变成现在的叙利亚。
       李的国内管治之道或许有违美国现时宪政理论。然而平情而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801至1809年美国总统）时代亦只有有限民主。现在并非讨论选项之时，如果新加坡选择批评者倡导之路，现在可能已如叙利亚因族群分歧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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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些端倪没有？大量肯定李光耀独裁、鼓吹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的稿件铺天盖地，这些不可能是空穴之来风。想来是有些人又在为中国今后的政治走向树立一个“模式”了——“文革”以后，对国际政治一知半解的中国百姓，在外国电影中淘换，指望找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效仿之。于是，“阿尔巴尼亚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等，都有人津津乐道地意淫过。这次借李氏宾天之契机，估计“新加坡模式”又将甚嚣尘上了。

 

我说这些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层——现代史上的大多数政权，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利民的好事，也或多或少地获得过子民的拥戴。但其中的一些，在做好事的同时又做了不少坏事，最终遭到了历史的唾弃。所以，做没做过好事，并不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合理性的主要标准。要不然，何须舍近即远，只要把“华西村模式”推而广之，岂不省事多了吗？

 

我们不妨上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看问题：设计一种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是要敦促政府做好事，同时能够事先预防和及时阻止其做坏事；尤其对于本国人民，一件坏事也不能做！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能足够清醒地看到：新加坡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某人的“开明独裁”，而在于作为治理基础的制度保障——李光耀可以保留残酷的鞭刑，但他有权力下令坦克碾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吗？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也值得提及：开明独裁，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种“人治”。这种政治制度的可持续性如何，还需要拭目以待，因为它取决于继任者的人品和素质——并非台湾才出产“阿扁”的！李光耀的令郎，远远及不上乃父的政治智慧。新加坡社会将来怎样走向，还不好说。曾记否，李二世妄图插手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结果怎样？碰了一鼻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