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维昌兄质询：『我的困惑在于，能清晰识别邪物在萌芽状态吗？』我肯定地回答：只要严格以法律和法理为准绳，是能识别的。

 

学过哲学的人都知道：事物都有个“度”，一旦过了这个度，其性质就将发生转化；亦即通常说的质变。人类社会规范了万事万物的度，并将其抽象为法律条文。对于法律，我的观念很明确：法律再糟糕，你可以回避、利用、改造它，唯独不能违背它，更不能与之为敌。法律总有滞后和欠缺的问题，但谁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企图逃避法律。除非有人想“革命”，否则任何人都应该按照当时通行的法律去行事；任何事都必须适用当时有效的法条去解决。若非如此，不出事便罢，一出事，就容易雪崩式地发展而难以平息。

 

任何一件发生在社会上的事情，它们的发展过程都是有轨迹可寻的。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我们从“有事”这一方的角度看，可以总结出三种演变方向——
                             ↑→管控缺失→无法无天→多败俱伤
       风起于青萍之末→良好管理→相安无事
                             ↓→油盐不进→逆反心理→变本加厉

 

第一种情况的实例数不胜数，只要翻翻《共和国大事记》即可，此处不复赘言。

 

事情若是按照第三种情况发展，那就要看“青萍”的大小了：一般的事情，比如自来水涨价、楼盘价骤跌等等，经过“法律加人情”的双管齐下的处置，总能平息或不了了之。如果事情本身很大或被“放”得很大，比如流窜全国的PX项目，那就明摆着极有可能（甚至已有迹象）向邪性的方向演变。在微风吹起的同时或者之前，就要准备好一切应对措施，无论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总之要防止风越过青萍之末。如若不然，小不“处”则乱大谋，最后通常要靠武警来收拾残局。

 

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尤其大事情，都必须施以针对性的管控。周恩来说“外交无小事”，其实内政何尝不是如此。一事当先，第一步是依法不让他们“萌出芽”来。法不到位的，加快立法。万一管理的对象“不买帐”，那就按法律执行。眼前有一个鲜活的例子：据《北京青年报》——
       『北京城管高考前劝停广场舞 大妈不买账继续跳
       丰台城管向广场舞大妈发倡议书 倡议高考期间暂停广场舞
       ……对于城管的劝导，大妈们并不买账，待城管走后，大妈们仍然选择调低音量继续跳舞。^
       李领队：我们也不会把音响开得很大，一般音量适中就行。两边都要互相理解，我们也争取不给居民生活造成麻烦，以后跳舞音量肯定注意，不会开太大。』

 

根据以上结论，我来分析城管处置措施的得失：首先，查阅已有的法规可知，高考期间对考生的保护力度是很大的——最后三天中甚至禁止建筑工地夜间施工，民间更是自发地在考场四周封路。其次，由于修法的滞后，广场舞噪声对考生的干扰没有写进相关法规；但是根据法理，增补高考期间禁噪声的范围是不言而喻的。再次，既然现在手里没有太有效的制约手段，城管就应该把现有法规的效用发挥到极致——不是你说了“不会开太大”就算数，我用仪表，分分秒秒监视你，坚决阻止矛盾的激化。最后，所有各方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此类纠纷演化到这个地步，已经是“萌芽状态”了。以中国之大、舞场之多，何时何地引发考生（特别是那些想逃避的、自知考不上的）与大妈的冲突乃至流血事件，并非不可想像。

 

或曰，他没犯法也要查吗？我答：嫌疑人在真正犯法之前，大都有蛛丝马迹暴露出来。这些迹象，不可能全部是合法的。抓住一条，就可抽丝剥茧，厘清本质。也举一例：据《新浪新闻中心》——
       『农民自创山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宣称享有特权并可寻宝藏，组织遍布云贵川等省，成员涉及数百人，警方屡查难禁。
       ……他们不仅敢于去监狱提犯人，而且敢在银行存假币、坐火车不给钱、骑摩托车不带证。
       ……发现了一则冒充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员行骗的奇异故事。而记者调查发现，利用该身份行骗的故事，已发生在贵州、湖南、湖北、重庆、河北等十余省市。每则故事都有着光怪陆离的荒诞色彩。
       “我们明知他是诈骗，但拿他没办法。诈骗罪必须要有受害人，但没有人报案。”
       警方当场查获了余XX伪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令”、“中国联合国总部”等印章12枚，伪造的证明文件87份。但这些证据仍然不足以让余XX获罪。』

 

对这样一个以身试法的诈骗集团，既有那些众人添柴（入伙、租给馆舍、卖给违禁品）的助纣为虐，还有那些放任他们在眼皮底下行骗的检察官，居然浅“问”辄止，放虎归山。应该说，他们若不是真糊涂，就是装祸殃（沪语。假痴假呆之意）。

 

最后特别要说一说我对国情和民风的认识。以我对社会、政治的肤浅了解，我知道自由的开放、民主的施行都是要以法制建设为先导的——没有健全的法制，谈何货真价实的自由民主？兲朝的法制体系很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已开放的一点点民主自由并无法律加持；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即使微不足道的冲突也有可能酿成一场泼天大祸。若问为何会这样，皆因从上到下的法制观念非常单薄。

 

兲朝的官，试图通过开放一些小自由、小民主以安抚人心。也许他们心中以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微风不足以掀起大浪潮。殊不知这些年来的社会现实证明了：一只蝴蝶振翅，偶尔也会引起一场龙卷风！   

 

兲朝的吏和草苠，享受不起真正的民主自由。对于民主自由的基础——法律，遵守不自觉，情绪有抵触，是所在多有的事。其中很多人（包括区区在下）不愿、不能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少数人则“敢于”挑战法律以逞能。西方法治国家的公民，大都敬畏法律，令行而禁止；兲朝子苠则很多都具有“大无畏精神”。试看：即使在严处之下，醉驾、殴医、袭警的案子此伏彼起——打了城管更像鲁提辖一样感觉荣耀。为此，执政者必须有足够的敏感度，当一些人在社会事务中对法律不以为然、不惮频频碰线之时，就要警惕了！

 

P.S. 20140609
       『据台湾媒体报道，纪姓老翁搭公车没位子坐，要求1名年轻女子起身让座遭拒，竟口出秽言、掌掴对方，甚至在众目睽睽下，直接坐在女子大腿上，强迫让座，女子不甘受辱，认为老翁假藉让座之名，趁机吃豆腐，涉嫌性骚扰。台北地检署认为老翁行为不构成性骚扰，依伤害、公然侮辱、强制未遂、恐吓4罪起诉老翁。（引自台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