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创作社会类的文艺作品，第一步要做的，是对所要表现的那个时代作一个基本的分析：社会、人、人社关系、人际关系，然后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第二步，树立集合了当时主要社会矛盾的若干人物，把TA们放入作者擅长的情景中去；第三步要编故事，方法是在头脑里驱使各路人马依照各自的逻辑去演绎故事——到了这一阶段，人物已经“活起来”了，TA们会在头里引导故事的展开，作者好似变成了一个轻松的记录者……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人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克林顿前总统的话里得到诠释：“归根到底，政治不是为了一轮一轮的统治，而是为了让最大数量的人们更有可能过上平凡的生活。”

以这样一个评估为总纲，我认为当今的文艺作品，应该反映的主角是社会上『最大数量』的平凡人。这些人的秉性各异，其中自然也不乏极少数的“好人”。上海谚语说：『好汉有人欺，好马有人骑』，全方位、不失真地表现好TA们，等于从一个狭窄的视角管窥了社会；人物类型多了，也即是视角多了，不断积累，社会的全貌就显现出来了。

然而，我们这里的社会实情却是背道而驰，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甘心过上平凡的生活，TA们希望出人头地，憧憬灿烂辉煌。而社会大环境又仿佛在倡导这样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七斗八斗”等豪迈语录犹在耳边，攀附踩踏等行为就在身边。创造者必须明白：以这些人为主角，让TA们过多地在人们眼前晃动，势必歪曲当今社会的真实面貌。

文工团，固然也是一个小社会，但那是一个主要由“革干”后代和特殊关系组成的人群，本身就是非理性社会的一个“样板”——托关系、走后门、勤走动、送人情……为了蝇头利禄、蜗角功名争个你死我活。又因文艺作品不允许翻出太多的“暗物质”，故文工团题材显然难以达到高保真度，因而无法代表全社会；其作为“解剖对象”的价值也是有限的，没有多少社会意义。

或曰我偏要塑造部队女性的群像，可不可以？那也不乏好的范例在前头：好莱坞的《西点军校的女生们》和香港的《霸王花系列》，分别以女准军人和女准警察作为主要人物，它们的社会基础要宽广得多，描写难度就要小得多，而社会价值却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