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沈潋对我的《“不幸福指数”》评论：“危邦勿入”。孔子的原话和我的翻译是这样的——
       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夫子说：「危国不可入，乱国不可居。天下有道，士人出来为国效力；天下无道，就退隐。国家政治清明时，仍然贫穷卑贱，是可耻的；国家乱象丛生时，还占据高位且敛财，也是可耻的。」

对这段话，我是这样诠释的：处于“乱邦”中，除了一些二世祖（这种人已不在少数），任谁也不可能“兵不血刃”地名利双收。所以，能走则走。无处可去的，比如吾辈老朽士人，不如选择一片无名无利、不必拚死竞争的小气候；安贫乐道，凭本事吃一碗太平饭，养我全家，兼养吾浩然之气。诸葛亮的志向便是我的座右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这一脉思想的根源，则来自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换一种思路看我现在的生活：住在上海的小楼，与德国洋房里的顶楼有得一比；吃的方面注意点，到正规市场去买中档食材；二手应时衣服不失体面；公交车＋长途班车＋高铁的组合胜于自备车；还有让我满意的是，需用而又稀缺的生活品（比如一些家庭用药、药物牙膏、泡腾片、润喉糖等）请沈潋他们帮我们买来。每天喝着小酒（脚不肿就饮啤酒），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照此一盘点，“居”与“不居”倒也没有多大的不同。

想过这样的生活，局部的生存环境（我所说的“小气候”）是至关重要的。我一贯坚持的原则是：尽我绵力保护好周围环境的秩序，不逾矩、不惹事——有用、有意思的事还来不及做呢，哪有闲工夫去无事生非？在乱邦，法开始凋零；作为受法约束的苠，不论在何种处境、有何种心情，切不可“墙倒众人推”，必须做到有法必依、守法必谨——或许“他”不依法，但这样的局面总比双方都不守法要好收拾一点。类似飞蛾扑豆的举动，不是我这样的书生所能做出来的。

乱世易出“诸子百家”，但众多的思潮并非家家都是靠得住的。微群里贴出这样一段话：『中国道德大滑坡的根源：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逮捕、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统治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极权统治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

我莫名惊诧：这些话已不是什么民粹言论了，而是彻头彻尾的文革思维——不问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凡是『统治权力』实施的法律行为，一概不能『沉默和顺从』。谁要是没被唆使着做枪头（他们自己绝对是不敢『不自量力』地跳将出来的），谁就是『道德大滑坡』。额滴歌神啊，厉害！这样大逆不道的妄议，不是与导致乱邦的贼子、制造危邦的乱臣之腔调如出一辙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上引的话，无非个别佞人过过嘴瘾而已；放眼天下，凡事都不接受『合理要求』、偏要『无事生非』的庸人，毕竟少之又少。真要是有几个不开眼的仁兄上当做了冲头，指望道德大爬升，那就不是活得好不好的计较，而是要追问一声耐烦不耐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