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前两天的老B公案引起不少人议论告密恶行。我来追述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与告密者有关的事情。

 

我在读书时，一个姓邵的贬官到我们学校来落草。他开的课好像叫《文艺批评》一类。那门课的中考是针对话本小说《碾玉观音》写一篇评论。我一向腻歪古典文学评论中肉麻的“爱情”标签——比如说唐明皇与杨贵妃有着“可歌可泣的爱情”，这不是要把人的牙酸倒吗？！为此，我根据小说的结束语『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写了一篇分析这四人悲剧性格的论文。在批评郭排军时，着重抨击了他两次告密的可耻行径。

 

嗣后，课代表告诉我，说邵某人对于我不歌颂爱情却批评郭排军之举，怒不可遏，给我的论文打了不及格。我对此感觉不可思议——这个被一些人称作『充当旗手、鼓手、打手』、『精通中国政治』的落魄文人，惧怕别人对于告密者的诟病为何到了如此气急败坏的病态程度？他内心里到底哪一根神经被戳动了？他曾经是一个受害者还是加害者？这些，我至今没有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