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插一句】：王少堂的评话里说到过一种人：在酒馆里做篾片，酒客请他吃喝，他就演绎些故事、卖弄点掌故；因为“肚子里着实有点货色”也。我若活在武松那个年代，做这行也差可。无奈现在席面上多流行黄段子，老派的那一套不行了。

 

31，所谓“黄团”，应是指的“松花团”，即在糯米团子外面滚一层松花粉（松树雄蕊产生的花粉）。这是中国传统的“食品添加剂”，纯绿色食品。松花粉还有药用价值：我们儿时，先父母给“扑”的是“双妹牌”痱子粉，但先祖母为了防止“红屁股”，会另外买来松花粉给婴儿爽身。

 

32，现在还有怀旧一族对大白兔奶糖情有独钟。不过，这糖的质量与1970年代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关于它，还有两点不得不讲：一，大白兔奶糖的前身是“ABC米老鼠糖”，可是当初宣传的“三颗ABC泡一杯牛奶”的标杆已经达不到了。二，据一位内幕人士向我夫人透露：三聚氰胺事件的余波使得上海有几十吨“大白兔”报废；但是都被不明身份的中间人“吃进”，藏到某地山洞里贮存。今天市上作为特色商品供应的大白兔奶糖，也许就是源于那一批……

 

33，“哈尔滨糖果”应该属于“太妃糖”，很硬，要在嘴里“盘”许久，因而“经吃”；但我是不喜欢这种糖型的——因它粘牙，我戏称为“拔牙糖”。我经常买的糖果是酥心糖、“话梅糖”和山东出的“高粱饴”。

 

34，工厂里普遍的风景线是：学徒工通常袋揣两包香烟：一包大前门自己抽，另一包牡丹牌香烟（时称“红壳子”）是专门敬师傅的。老师傅大多家累重，所以吸那种也是红壳包装的劳动牌。

 

我前文提到的锡圭兄，那时正好“蹩脚”（境况不好的意思），最落拓时，竟至于到“礼义山庄”提篮卖纸花。某一日，春寒料峭，枯等到傍晚才卖出一个小花圈。他赶忙拿出3分钱，到烟纸店去买了2支烟（根据原文所报的售价，应该是飞马牌吧），用店里常备的火柴点上火（注意：上海人最忌“借火”的说法），猛吸一口，啊，觉得这是平生吸过的最香的香烟。

 

35，先父的烟瘾不算小，每月的香烟票（大约20张吧）根本不够。我成家后，不时接济他一些。文革前，厂里抓“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大会上还在作报告号召不要买黑市商品的“支书”，转眼下班后踅到香烟摊上买黑市烟。据家父说，他的信仰从此起了微妙的变化。

 

香烟厂凭借一句“总理语录”（据说周相在抗美援朝时号召过：吸烟也是爱国行为），大发国难财。非但财源茂盛，还趁机往香烟里猛掺（上海话叫“枪”）非烟草的成分。仅业内人士明确告诉我的，就有珍珠米外皮和茭白壳！

 

由于外交格局的演化，上海市场上先后出过免票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和朝鲜香烟，有好多品牌，售价都是1角6分（仅凭记忆）。这两国不知怎地，出产的香烟都是土耳其味型。正宗则正宗矣，只是太难闻。我毕生只抽过各一支；改用老舍的戏词来说，“被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服侍着，幸福感油然而生”。

 

36，先父爱好杯中之物，我小时常帮他沽酒。以他的收入，还不至于用那种山芋干酿制的“土烧”来“吞苦皮”（沪语对喝劣等烧酒的专门说法），一般是“乙曲”（“乙级大曲”的简称），好像是每两1角1分的模样。文革中我赚钱了，就买瓶装的品牌大曲酒（以泸州老窖的为多）孝敬他。有一次他对“不喝董酒不懂酒，喝了董酒回味久”的广告产生兴趣；我鉴貌辨色，马上去买来。但那董酒是“小曲酒”，口味毕竟喝不惯，后来也就没有持续下去。

 

37，关于“食”，原文还漏写了重要的“调蛋女”：文革末期，外省女人进上海谋生的第一个“职业”就是“调蛋”——提一篮柴鸡蛋，挨家挨户动问可要用粮票换鸡蛋。夫人有一次被问到，一看是个浦东村姑，红着脸，怯生生地揽生意。“外面的规矩”是1斤上海粮票换1只，她主动把价码降到“9两”。这位女子的印象一直留在我们记忆中；经过这些年的商海历练，现在她应该早就成为一位农民商业家了吧？

 

38，“卖蛋女”（后来，“打击投机倒把”的动作稍缓，“调蛋”改成了“卖蛋”）们没有社会地位，受欺侮是家常便饭。不但“小透乱”（沪语，指尚未升格为流氓的小痞子）要动他们脑筋，连不少导演也盯上她们——那时的电影靠“拳头”、“枕头”搏票房；一有床戏，就会叫剧务去唤“卖蛋女”、准备狗皮膏药（不知读者是否猜到此物的妙用）……

 

39，我至今没养成吃水果的习惯，盖因那时几乎没有像样的水果供应。不过有一样代用品，倒是时常能尝新，那就是崇明的甜芦粟（当地人唤作“芦稷”。当年流落到崇明农场的邻居众多，他们休假回来，都会带上一大捆，我们也沾光分到几节。

 

40，在城隍庙九曲桥桥堍的对面，那时有一间“上海轻工业新产品展览会”。我在这家的橱窗里首次欣赏到永久13型自行车，见标价188元，只能咂几下嘴巴灰溜溜地“开路伊玛斯”（学的是《地道战》还是《地雷战》，忘了）。我做学徒，“津贴”17元8角4，还要向家里“上缴”饭钱。攒满“188”，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后来，钱终于够了，但永久13型已移到“华侨商店”，涨到200多元不算，还要收“侨汇券”。至此，我就彻底死心了。

 

41，“手表票”是按职工比例发到工厂，然后由干部凭着自由裁量权分发。我学徒满师后，讨要了一张票，花120元买了一块上海牌日历手表。1970年代中期，开始抛售进口手表。我嬢嬢买了一块非常漂亮的英纳格夜光表，要送给我。我觉得这份礼太重，申明以后还钱，让她给表弟再买。就此每月“剋”一点开支钱存起来，到来年春节终于做完“按揭”^_^

 

英纳格是上海人偏爱的进口表品牌，其实比它高和贵的瑞士表多得不可胜数。大约也是在1970年代，香港商人把英纳格的大部分股权买了下来，使之成为一批“招安名牌”中的一员——类似现在的沃尔沃轿车。另一方面，从后来的相声节目中可以知道：最让北方人动心的是“大罗马”，其次是梅花表。

 

42，“淮国旧”和“南国旧”我偶尔去逛逛。没钱买那些高大上的“外货”，只为去开开眼界：8MM电影摄影机、索尼（那时还翻译成“桑南”）砖头录音机等等，许多写在文字里的稀罕物，都隔着柜台玻璃见到真的了。

 

襄阳路“国旧”太远，我很少光顾。需要淘电子元件时，依照路程远近，分别到牛庄路旧货街、浙江路“青少年电子@#￥%&”（恕我忘了全名）、南京路“中和无线电商店”（卖新品的）、临清路旧货店（他家有上海有线电厂的处理元件）、虬江路旧货街和提篮桥旧货店。离我家最近的一家旧货店开在长阳路“鸿运坊”（最近这条弄堂因出过一个舒悦而很出名）弄口，里面没有处理品电子元件卖，加之店门口总有一伙“旧货ju（沪语“鬼”的念法）”在“探讨”旧货经，什么“捻盖”、“撬盖”（手表后盖的打开方法）之类……味道不正，所以我反而很少入内。

 

43，夏天家家要燃点的驱蚊剂有两种：一般人家都用三星蚊香，绿色的，手工制品，有烟。我就喜欢这种，前几年还到城乡结合部的小超市去寻觅。我对沈潋说过：闻到三星蚊香的烟味，就感受到浓郁的“夏的味道、家的味道”。家境较差的家庭可以买3分钱一盘的“蚊烟条”，是用土纸卷成的拇指粗的“纸媒”，盘成蛇状，内容物是木屑和药料。那药料是除虫菊还是DDT，就无从考证了。

 

44，我不会理财，所以年轻时终究没有买过自己的照相机。每次用机都要临渴掘井，四处商借。借得最多的是维昌兄的那台华山牌照相机。那是西安的一家军需品厂在自家所生产的望远镜目镜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塑料机壳攒成的。这镜头焦距特短，属于“超广角”类的，用来拍风光照，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和高于期望的作品。

 

我不久前已写过：“考生的爷爷”（其实是我的自况）和朋友共同研究出海鸥4C型120双镜头照相机（也称作“方镜箱”）装入135胶片的方法。

 

45，半导体收音机已很普及，台式的和便携式的都有。中档货的售价约在160～280元。我又想买好的，又舍不得花钱，就在老北站附近的一家“寄售商店”（旧货店的正规叫法）买了一台二手“美多”全波段半导体收音机，花去76元。我知道鉴定这类电子产品的关键是所有的可调部件（如“中周”、微调电位器等）都不得被人胡乱调节过。鉴于这些部件上都有红漆封印，所以我特地借来修手表的眼镜，仔细检查，确知没有被动过，才买下来。

 

文革前，中国的收音机行业都以飞利浦收音机作为赶超对象。上海广播器材厂曾自己研发6.5英寸的2F1喇叭，测试结果据说很令人兴奋。我在“停课闹革命”时自己焊接“6灯机”，用的就是千方百计淘来的这款喇叭。

 

46，文革末期，开始有音乐节目的唱片供应，一张12英寸的塑料密纹唱片的售价6角钱。我买过一张《梁祝》，因没有唱机，就束之高阁，现在再也找不到了。没有唱机的主要原因是瞧不起206唱机（好像叫“中华牌”吧），怀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心念盲目地空等“天外来客”——我在提篮桥寄售商店看到过一台“抄家物资”电唱机，美国“奇异”的，全自动落片、全副精密的尼龙齿轮……可惜那时不但没有较多的余钱，反而在购买旧货零件时被妙手空空儿“充”掉了全部积蓄。其实，那台令我念念不忘的电唱机，开价也只40元！

 

47，说起抄家物资，要记载一件影响我毕生运程的杂事。我肯定写过一次的，但几度搜索都没有找到。这里再重写一遍，以后结集时再归并吧。话说我刚进玻璃厂时，先要“思想培训”一周，然后要交“思想小结”。我写文时怕闹，就躲到工间休息室去搜肠刮肚。这是一间狭小的民居平房，还带着一个黑黝黝的阁楼，又闷又热，工人都不愿来此“休息”。写着写着，突然，只听到房间里响起一阵凤凰琴的弹奏声。我举目张望，判定声音是从阁楼上传来的。好端端的碰了鬼了，我不禁一阵害怕！须臾，窸窸窣窣的，居然有一个人从上边顺着木梯爬下来。我们互相不认识，所以也没打招呼，他就大摇大摆地走了。我打听过，那阁楼上堆放着抄家物资。所以，那位仁兄上去的目的，非为“黄门”（财帛），便为“红门”（女子）。若是后者的话，上边应该还有一个活的！但我初来乍到，不愿惹事生非，所以随即也撤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孽障是厂里红透半边天的“积极分子”，说话有些分量。想来那次被我无意中堵在死角以后，他不会不忌恨我。果然，培训结束，我被分派到最苦的玻璃棉车间。我估计这家伙肯定没少“出力”，此是后话。

 

48，说起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现在的年轻人只怕已难说全了。这里顺手写一下，它们是：先施（现为东亚饭店、上海时装公司黄浦区文化馆等）、永安（现为新永安公司）、新新（现为第一食品商店）、大新（现为第一百货商店，俗称“中百公司”）四家。文革中，南京路各家公司的电动扶梯停运，升降电梯（上海人叫“吊笼”）都只供运货。后来忘了在哪一年，永安公司率先恢复了电动扶梯的开行，一时间，上海滩的闲人都去见识一番，弄得人满为患，竟至于出现了进店要买票、排队转几个弯、等候一个个踏上电梯的世界百货业奇观。

 

49，我们在工厂务工，三不两时的要“享受”关车停工的待遇，工人们称之为“外国礼拜”。停工原因五花八门，如“拉闸让电”、原料断档等。停工最长的一次要达到将近一个月，所有三班倒的工人全部改做常日班，给砌炉师傅做小工。我们好奇，问改造些什么，技术员回答：煤炭供应不畅，窑炉改烧石油。那么石油供应怎样？答曰阿尔巴尼亚的石油，大量运来，供应有保证。这东西含的杂质太多，不能炼油，只好烧炉子。有句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问自己：“假使哪一天又翻脸了，莫非我们再歇几个礼拜，把窑炉改回去吗？”——仅仅过了半年，“保证”就灰飞烟灭了。我一语成谶，果然又像上次那样，停工把它改了回去。

 

50，那时，“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大约是1600KHz多一点，我们会玩收音机的，只要把调谐部分的一个半可变电容略微拧一下，就能使普通收音机收到很清晰的苏联广播。我们胆小，只于夜深人静时用最小的音量偷听过几次。也有胆大的人——上文说到的长阳路旧货店的右首是一家无线电修理作坊，那老板不怕死，把“那个台”开得震天响，一副唯恐没人找他麻烦的样子。

 

51，有时也开到短波，收听“美国之音”。后来有一年，他们发起了一个赠送《英语900句》教材的活动。我大胆去信索要过一本，居然寄到了我的手里！

 

52，在“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年代——后来承蒙开恩，增加了《夫妻识字》和《兄妹开荒》两出保留节目，几乎人人都眼馋有本事的人能弄到的“内部电影票”。我与出票的、倒票的方面都没有关联，只能望洋兴叹。倒是我们院子里的一家，有位亲戚是“大姐大”式的人物，有时过来给她亲戚送票，顺手也给我一张，还不收钱。

 

53，那时有很多由各派系组建的，或者群众自发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从好的方面说，这种形式解放了很多青少年的艺术天性；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也是祸乱滋生的一个根源——其中不少人莫名其妙地被关、被判，甚至被杀（比如一个跳芭蕾舞的宣传队员）或差点被杀（比如《知青之歌》的作者，已被押赴刑场了，侥幸刀下留人）。对于这段历史，许多亲历者更有发言权，希望她们和他们写出来，我很有兴趣阅读。

 

54，从《少女的心》到《妖窟魔影》——这个话题很少有人涉及过，既然说到那个特定的时代，我就势来说几句。大陆流传的淫秽读物的滥觞，源于手抄本《少女的心》。我后来经过考察，得知此文不过是香港众多H（黄）文中很普通的一篇。文革末期，地下出版物大肆泛滥。如雨后春笋般兴旺，似野火春草样顽固。所出的东西，除极少数土产的，一色是美国、日本“触雷”作家的流行小说。他们大都由黑书商向出版社下定，然后找人翻译。翻译的根本原则是：尽量缩写，但H内容一字不得删除。我所记得的是，在第一次扫黄打非来到之前，最后一本“煞根”的盗版小说是西村寿行的《妖窟魔影》。西村寿行由于他的《渡过愤怒的河》被改编成电影《追捕》，在中国读者群里名望潽潽，因而盗版黄书的销量也就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