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维昌兄推荐我读一篇《文革时期上海市民的衣食住用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57826aa0101izcj.html，并命我看看有无可以补正的地方。大家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正”不敢当；不如我边读边记下补充和感想，最后辑录成文。

 

首先，这篇原文的序言我不喜欢：一句一掉书袋，一步一堆饾饤，显得华而不实。作者笔名“岑劳诗”，假如有学生把这样的笔法学了去，前景堪忧！闲言少叙，让我们共同进入回忆——

 

1，工厂里年青学徒的“津贴”是17元8角4分（也不知那个精算师算出来的！），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你花4分钱乘车到商业街，用17元8角买一双温州（当时兲朝唯一敢出“真”皮鞋的城市）皮鞋，然后穿着新皮鞋踱回去，一路显摆；一个月的收入正好“滑塌精光”——温州人厉害就厉害在这里！

 

“765皮鞋”做工搭浆（当时曾爆料：有黑心老板用马粪纸做衬里），穿着又不“扎台型”。一般青年宁可买3元多一双的“松紧鞋”（时称“懂经鞋”）来穿；余下3元多的差价攒起来，等存满17元8角时，“一步到位”买牛皮皮鞋。

 

2，学徒满师后的工资是分档的：普通36元，“表现不好”的只能拿33元。扣下的那3元，加给“头头”们赏识的“积极分子”。我曾被许诺重点培养，后来发出许诺的那人倒了，我终于没有拿到那代表“前程”的3元钱。

 

3，说“男式‘罩衫’蓝、灰两种颜色”，有点偏颇——也有米色的、豆沙色的卡其布（又细分成较便宜的“纱卡”和较细洁的“线卡”）。此外，相信大多数人（包括我的同龄人）不知道：蓝、灰两色是开国之初由政务院颁布法令规定的——中国人民的服装，男式为中山装、女式为列宁装。服装颜色为蓝、灰二色。西方蔑称国人为“蓝蚂蚁”，出典之一盖在于此。

 

4，大约从1959年开始，服装业的打样师傅就开始发明各式各样的“套裁”技巧，务求把一块布料的每一丝每一缕都物尽其用。当年出版的不少裁剪教材，“套裁”乃是第一号召力。

 

我曾于1970年前后在南京路服装公司买过一件衬衫，叫“战斗牌”还是“红旗牌”我忘了。回家打开包装，见袖身是两块布料拼接的。心里一气，跑去找他们理论。无奈对方回答“阿拉卖的衬衫侪是格恁呃！”你也拿他没办法。

 

女孩子们把套裁技艺发挥到了极致：姐妹淘凑钱买一条拉绒棉毯，刻意打样，竟能裁剪出两件女式短大衣。许多准新娘都会遍访高人，为自己添一件这样的嫁衣。

 

5，“劳保”纱手套拆开结成“毛衣”，则是几乎每个家庭主妇都会做的副业。我家至今还能找出条把这样的“保暖纱裤”。 偶尔还能翻出只把纱手套，就藏到碗橱里，准备端午节拆出多股纱来扎粽子。 

 

6，我们车间某年发过一套柞蚕丝的工作服（别羡慕。大家都心知肚明：要怎样恶劣的工作环境才能“享受”这点“劳保”！），我买一包染料染成藏青色，又请夫人帮我改成了春秋衫。至于工作服，另外购买人造棉自己做一套。

 

7，所谓“节约领”，是“学名”，写在标价票签上的；上海人直呼其为“假领头”。这东西可能是受西洋演出服装的启发而制成。看过《马路天使》的朋友大概还记得：“外国吹打”的制服，领头是双层的——里面有一圈可拆卸的布料，穿上后看上去好似衬衫领子。

 

中国刚开始恢复西装的主流地位，上海便得风气之先。我在纺织局的一位同事曾经看到这样一出活剧：在一个档次不低的场合，一位仁兄穿一身笔挺新西装、领带照样打出温莎结。妙的是，他没“衬”衬衫，而是棉毛衫加假领头……

 

8，涤纶混纺布料，刚上市时商品名叫作“的确凉”。后来，消费者抱怨这东西名不副实，穿着闷热异常。于是，有关部门把它正名为“的确良”。

 

9，“毛的确良”（时称“毛的”，“的”念di）裤子洗涤时若采用“皂液浸泡＋板刷轻刷＋盆水漂洗＋悬挂滴水（那时没有甩干设备）”工艺，可以一直保持笔挺——我现在还这样洗毛的西裤，为的是偷懒。

 

此物的缺点是膝盖处会摩擦起电，穿一会儿就会沾两摊灰尘。

 

10，那年头大肆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不少人因打击别人“有功”而获得提拔。当时煤气公司有一则“先进事例”：一个抄表员在用户家里发现了蛛丝马迹——熨斗底面有一圈火烧印子。他就吃准这家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做地下裁缝。后来的事报道上没提，但我也能“吃准”一点：这种东西，死了还会有人咒他！

 

11，那时，若自报家门说住“南西”（南京西路），是最海威的。

 

最厉害的地域歧视针对“著名”棚户区，比如“虹镇老街”。西区的上海人又把这种歧视扩大化，遂有“大杨浦”、“下只角”等蔑视性称呼。

 

12，我在工厂时，一位同事退休，他的女儿从乡下过来“顶替”，顺便把老婆也接上来。于是在虹镇老街买了半间棚户，耗资800元，现在肯定已经“动迁”成几房几厅了！

 

那时，上海人最艳羡的是宛平南路的“华侨新村”。当然，那是要用外币买的！

 

13，上海的住房，在前17年已是越来越挤；等“抢房”风潮后，更是遍地“七十二家房客”。有些老式石库门房子，房间与走廊之间是板壁相隔；门口外走廊里排了两三只煤球炉。我的呼吸系统过敏，到那样的地方去，会被烟气熏得透不过气来。真不知道那里的住户是怎么活过来的。

 

14，那时流行“调房子”，很多地方都自发聚成换房集市。几乎人手一块硬纸板，上面开列自家的条件和调换要求。有算计的户主，通过一次次调换和补贴一些差价，能把陋室一再升级。比如“灶披间”换成亭子间，再换到前楼……

 

15，在外滩恋爱角，其实大多数人是坐在防汛墙上的。黄永生的描绘最传神：『有呃手搀手，有呃头碰头；有呃腰里搂，有呃搿牢头。恋爱文明要注意，忒过分，别人要倒胃口。』

 

16，原文没谈及结婚户的家具。那时，小青年婚房里的家具主要有三个来源：家长传下的硬木“老货”、买了杂木后请师傅“打”、买套头“房间”（业内对成套家具的称呼）。

 

那时，传代家具多为红木的。自打的家具以“捷克式”最流行（上海话叫“行”，音如沪语“杏”）。“文革”末期开售的商品家具，主要讲究“贴皮”：我买的是水曲柳纹的，维昌兄的那套是柚木纹的。

 

顺便说一句，我买那套家具时，全家动员，在店门口轮班排队超过三天三夜！

 

17，办喜酒，不准超过10桌。我在南京时的老板说，他们当年结婚时采用的战术是化整为零：第一天10桌请女家亲友，第二天还在同一家酒店，再办10桌请男家方面的人。

 

18，说到爱护自行车，我的同事长春兄可谓另有一功：他自己到虬江路旧货市场，从与摊主拉关系开始，直至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他购齐零配件，自己组装（那时没有DIY一说）脚踏车，逐渐变成自行车的土专家。他的车子永远锃光瓦亮，盖因他勤于擦车。尤其下雨天上班后，一定要利用工间休息的片刻时间擦车。先除去泥浆，再抹干，最后用沾油的软布仔细地“上光”——宁可下班冒雨回家后再擦一遍，也不让爱车在9个小时里生成一点锈迹。

 

也有一些爱车人士，学习北方人偏执的节俭习惯：买辆新自行车，不少人会同时买一种约1寸宽的彩色编织带，把三角架包扎一个严实，真正做到滴“水”（漆水）不漏。

 

19，说一出“文革”末期的悲喜剧：平日上班，夫人乘车，我是骑脚踏车。中班下班，因路上极少警察，所以我把她“荡”回家。日久天长，她练得一身好功夫，不拽不推不颠，嗖的一下就坐稳了（后来抱着孩子上车也这样）。某天深夜，某警察大概香烟钱没着落了，拦路“捉”自行车带人的。我们二人被抓个正着。我好话说尽。那老头无动于衷。正僵持着，又过来一辆带人的脚踏车。那哥们大概想乘机擦身而过，谁知警察叔叔的革命警惕性就是高，二话不说，扔下我们，去追那个倒霉鬼了。看热闹的路人见状，连忙撺掇我们快溜。心思缜密的好人还关照我们：“快点穿小路，防备伊杀回马枪！”

 

20，在武装部、保卫处、军体俱乐部等单位工作的人员，有机会开摩托车。有一次在虹口体育场，有一场与“非洲兄弟”的足球赛。开哨前，一辆摩托车驰来，停下，开车的很神气地把手往身后一挥：“下来！”见没有反应，回身一看，后座上哪里有人？！于是在众人的哄笑中匆匆返回，“捡”人去也。

 

21，我与火车少缘分，所以59多岁来回于南京时，几乎每次都会犯“火车站综合症”（这我以前已述说过）。“文革”前期，国务院传令：凡学生“大串联”，坐火车、住宿、吃饭等一律免费（多么高明的调虎离山之计啊！）。我跟着一帮同学到了北京。出发前在“北火车站”候车时，一位老者操着浓重的宁波话让我帮他核实车票。听他不断强调“快车！”、“快车！”我不由得为他感到一丝凄凉——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快车慢车？都是“强盗车”！

 

我大弟在“大串联”中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串”，直到新疆，回家时在火车上“抢”到一个座位。那部火车同那个年代的每一列火车一样，走走停停，足足用了五天五夜才到上海。他下车时，小腿几几乎和大腿一样粗了！

 

22，不说之前的“反右”，单说“疏散城市人口”（口号是：“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再城里吃闲饭”）和“建设三线”等非理性运动，不知使得多少夫妻分居两地。这样的破碎家庭，几乎年年都是在为铁道部作贡献。而他们短暂的团聚，可以用一位过来人的话来概括：“旱的时候旱死，涝的时候涝死。”

 

23，从日用品凭票购买开始，一些掌握小权力的人就有了寻租的机会。尤其是凭卡供应的商品，比如豆制品，作弊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拿笔在卡上虚应人事地假装勾划一下，嘴里唱一声“卖光啦！”，就把一旬的供应量卖给熟人了。

 

24，“文革”后期，副食品供应依然不见起色。有一年，传达关于猪肉供应的“精神”，说“两jin一hu”必须保证。市民听了立即倾巢而出，抢购猪肉，因为“两斤一户”实在太少了。“上面”听说，赶紧辟谣，说大家听错了，真实的意思是“两jin一沪”，即京、津、沪不能断了供应。尼玛，谁让你们不好好说话？！

 

25，有一次，偶然买一根奶油棒冰消暑。咬第一口，就觉得苦比黄连。回身去找卖棒冰的“老板”，他根本不用尝，把咬过的那根包包好扔在箱子角落里，换了一根给我，并解释说：“这是‘脚脚头’糖水做的，里厢糖精忒浓了，就会发苦。”

 

26，1970年代，我们的中班津贴是1角7，夜班津贴2角2。但是，“为了保障工人的营养”，规定中、夜班都只给餐券而不发钱。我在10年务工期间最娴熟的一段经典对话就是在卖饭窗口：“喫什呢？”“大排（或蹄髈、鸭子）”“啦一盆（都已切好、装盆）？”“璀比（“随便”的苏北话念法）。”——大师傅是苏北人，我则入乡随俗，所以两人都是字正腔圆的苏北话。

 

27，高温工人有盐汽水供应，每人每班1大瓶（630毫升）。我吃了10年，已被彻底洗脑：只认“正广和”出品的无牌盐汽水。至今我都不愿意喝那些甜唧唧的“盐汽水”

 

28，我厂食堂在一位复员军人的领导下，做饭还是比较用心的。那时，时常能吃到鲥鱼、回鱼等时鲜货，每客的售价只有3角5！

 

29，酒酿圆子是1角一碗，价廉物美。我们在“战斗队”里“战斗”晚了，会一帮子人一起去来上一碗。到后来，它竟成了大家算钱的“基本计量单位”。好比某人欠某人小钱，问是多少，回答说：“不多，4碗。”

 

30，日本NHK曾经播放过一个视频谜语：上海男人一个个拎着热水瓶在排长队；问在买什么？答案是零拷（沪语，零沽也）8分一杯的“光明牌”散装啤酒。后来，啤酒品牌日益丰富，但我还是偏爱抵挡的“光明牌”黄啤和黑啤。一直吃到患上痛风病，还不罢休。前二年开始感到饮啤酒寡淡乏味，遂改喝白酒或白兰地。本月与朋友聚餐时，忽觉“百威”啤酒味道极好，方知不是我的口味变化，而是低档啤酒的质量出问题了！于是从前天开始，每晚的小酒恢复为冰镇纯生啤酒一瓶——接下来，就该惦记炸鸡配套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