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我这几天一直在看抗战剧《红色》（张鲁一等主演），今天还是没有守到大结局——电视台扣下最后几集，要把胃口吊足。我心痒难挠，就在网上“偷看”了剧情介绍。

这部剧讲述了一个具有特工训练背景的小人物奋起抗争并歼灭敌酋（日本特务机关长和筹建伪政府的大汉奸）的故事。以我的眼光，认为此剧不但颇有可观之处，而且还开创了一种新的戏剧情景：“阿里巴巴”与“40大盗”之间的不对称战争。

事有凑巧，我自看完电视剧《父亲的身份》（陈建斌等主演）以后，突然有了创作小说的动念。小说的行动主题是这样：辽沈战役中，东北某城市的警察分局长带领6个结义兄弟反水，逃离战祸后流亡到广州。在途中挫败“海强”（江浙沿海地区对海盗的称呼）的劫船阴谋，救了一船人，也得到船长的信任和省港轮船大亨的垂青。自此一步一步苦干，最后成为台湾远洋海运业的巨擘。无独有偶，在情节设计上，也有一系列以弱胜强的专业手段。

有了计划后，现在每夜入睡前，都会增加“卧创”环节，在心头把这本长篇未名小说的剧情逐次往前推进一程。
    
苦于没有最低限度的素材（亲身体验的，或海量阅读得来的），这虚无缥缈的小说注定是一部胎死腹中（我打的是腹稿！）的皇皇巨著……

我若是在二三十年前萌生这个创作计划就好了：我会通过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索，把写作所需要的全部细节都搜齐，改写一遍后做成电脑索引条目；倘若那样的话，事情就简单了——头天夜间想好情节发展，次日找出合适的内容贴上去，十天半月便成一章！

由于不会有发表后遭受挑眼的后顾之忧，因此我的“创作”信马由缰，甚至天马行空——不管是小说还是童话，反正是自己现编再讲给自己听的“睡前故事”。

话虽如此，作品的合理性还是要保证的。我从来主张：文学以及电影的创作应该合理想象；有的剧编得太离奇，那不能怪“想象”，而要怪想象不“合理”。我的小说描摹1945年以后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我有两个作为参考的标杆：一是《风萧萧》里白苹和梅瀛子的活动；二是“扫四旧”前家里的一部藏书，讲的是抗战胜利后都市里一小伙职业抢匪的所作所为。    

P.S.
1.《子亱閒讀 》里的几句话值得创作者们立为座右铭：『哪裡像時下故事驚險情節的編派那麼容易，看看沒有戲了，就在好人裏頭弄一個壞人或則從壞人裏頭弄一個好人出來，算是驚艷了，真是聰明。』

2.我认为，写小说也是一次“思想实验”的过程——在作者设定的情势之下，各路人物怎样说话、如何行动，事件向那个方向推进、人际关系依仗什么因素理顺……这些都需要作者代入角色一一演绎过来，然后，最合理的语言和举止就自然被筛选出来了。

3.记得首篇“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登载后，不少厂长反映：我是不折不扣地按照乔厂长的改革措施做的，为什么没有成功？据说作者蒋子龙当时是这样辩解的：我写的是小说。我根据实际情况，替乔厂长设想了那些改革措施；它们能否用在你单位的改革中，我不能保证——所谓“合理想象”，就是这回事。